借助于脱域机制—作为象征标志的货币和信任机制的专家系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挣脱了时间一空间限制，而全球化为世界经济体系并确立了自己的规范基础：而借助于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使之成为社会系统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实践改变着知识，知识重塑着实践，其结果是，在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地带，现代性自由地漂移着。
这里的"多元"（pluralism）并非仅仅是一种共存状态，而是一个国家法律与习惯法在其互动过程中同时被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同时，它对制度合法性问题的关注也使法律多元理论与新制度主义获得了有机的结合——当国家法律在全球化和法律移植的背景下表现出符号化和会聚性的同时，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在本土语境下的合法性却并不仅仅基于那些跨国的法治理念，而是反映了这些理念与本土的各种社会秩序的互动过程，从而表现出不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冲突和多元。
（2）1987年，80年代中期在经济审判庭和人民法庭建立后的一年。显而易见，刑事案件的审理要与本地社区保持距离，而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在这样的司法过程中，法官的法律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与案件的结果变得不再相关，而对本地习俗的熟悉则成为基层法院法官的必备素质。」与人民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的一个后果。根据通常的定义，法律多元是指一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秩序在同一个社会领域共存的情境（Griffiths，1986。
图4显示了1991-2000年间清河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人民法庭以及全国各级法院的民事案件平均判决率变化情况。与新制度主义对国家法律变革的关注相对，法律多元理论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如何在研究中超越国家法律的界限而关注其他形式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以及这些秩序与国家法律的互动。(一)落实监督官员的权利与诽谤官员的合理规制 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以基本权利的方式为官员和普通公民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设定了一个日常法治关系，即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24]《刑法》第246条的公诉规定本身的合宪性就是值得商榷的。其次是《宪法》第41条所规定的权利群的属性问题。《网络诽谤解释》的主体部分是对《刑法》第246条诽谤罪的解释。2010年，最高检出台了《不能把对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视为诽谤犯罪的规定》。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最新研究可参见陆宇峰：《网络公共领域的法律舆论：意义与限度——以微博上的小河案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1期。中国公民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通过网络获得了生产新闻、设置议程的巨大力量。
[15]侯建：《诽谤罪、批评权与宪法的民主之约》，《法治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它们分别从运动式治理、立法活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三个不同维度构成了一项全方位而深层次的政府治理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容易被滥用的法律漏洞：《网络诽谤解释》没有对虚假信息的内容做出具体限定，它将公共场所秩序扩展为公共秩序，将网络空间秩序纳入到公共秩序范畴中，将恶意与虚假信息联系在一起。《人民日报》在连续发表了多篇学习8·19讲话精神的评论员文章后，9月2日发表署名为本报评论部的文章《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斗争色彩极其鲜明。
关于陈平福事件，可参见陈道英：《陈平福发网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事件——煽动罪与言论自由》，载《2012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胡锦光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9～76页。《宪法》设定公民监督权一方面要求公民能够克服自己的政治冷漠和对打击报复的恐惧，积极地做出监督行为。我们不能仅仅从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法律关系，还应当同时从这背后的法治关系来理解这种法律关系。从传媒社会学上看，公共言论的发展过程可以被描述为：大众逐渐分享传媒权力，传统媒体下的消极受众转化为具有主体地位的公众。
政治言论不仅可能会冲击政府的合法性和民众的政治忠诚，还有还可能煽动起大规模的违法暴力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因此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理由更为充分。反过来说，寻衅滋事罪的网络化为那些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程度较轻的政治言论入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必须在法律上将言论和言论引起的行为区分开来。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必须以这个政治权威为前提和目的。
[9]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从2013年8月20日到8月31日，短短12天内，数以百计的网民‘因制造传播谣言而遭处理。[29]孙平：《诽谤罪与言论规制调试期》，《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这套监督体系之所以会常常发生失灵，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民监督权没有发挥实际的效用。这些言论都不应被列入煽动性政治言论之列。本文试图将网络公共言论纳入到中国的法治语境中，将具体法律技艺纳入到法治逻辑中，希望能够更为全面地理解2013年网络言论治理背后的理论问题。
[21]2013年9月20日，张家川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关于杨某涉嫌寻衅滋事一案的情况说明》。显然，宪法要求官员接受普通公民的监督，接受刺耳的甚至片面的批评，配合公民的监督。
[18]参见张训：《口袋罪视域下的寻衅滋事罪研究》，《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3期。宪法之所以对公民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宪法所维护的那种民主法治生活需要满足这项要求的公民来守卫。
(5]公民针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违法或失职行为意义上的控告权。[7]何生根：《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权利属性》，《西部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第78页。
对政治言论的此种过度刑事规制严重虚化了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以一些较低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为由来规制监督政府的政治言论，就会破坏宪法对这项公民监督权的保护。政府认识到必须从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网络公共言论。其中仅湖北一地就刑事拘留5人，行政拘留90人。
网络打谣：要自由也要法治入选共识网所评选的2013年中国十件大事。[14]2009年，公安部下发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
[11]曹龙虎：《中国网络的运动式治理——运动整治研究》，《二十一世纪》，2013年6月号，第100页。如果扩大诽谤罪公诉启动条件有利于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进一步实施，那么这种诉讼方式上的刑事化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这样一来，《网络诽谤解释》通过扩张解释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使得寻衅滋事罪网络化。监督性政治言论并不指向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它往往是对国家政治理念的质疑、对制度和政策的不满、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
由于本文所关注的公民监督权是由《宪法》第41条直接规定的，因此不宜将其作为言论自由权来加以讨论。《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基于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诽谤官员案件必须在构成要件和证明责任上被宪法化，以限制其刑事化程度。公共言论的发展正在通过公民监督权生成巨大的法治推动力。
然后经由焦点事件的诱发，引起民意的关注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该事件随之成为公共关注的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没有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在犯罪构成要件或证明责任上体现出诽谤官员的特殊性。[19]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指出，几乎全部有关谣言的案件都符合《网络诽谤解释》所规定的寻衅滋事罪。
这是对此项公民监督权之积极性的反面保障。[24] 第三，必须为诽谤官员的定罪设定严格的构成要件，官员必须对此承担更为严格的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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